作為一名演員需要運氣，好好生活、好好放鬆 | 專訪演員 張孝全

「成為演員需要運氣」問到張孝全成為演員最重要的事，他想了一下，說是運氣；接著，他更肯定的說：「對，無論你有沒有天份，這件事情是需要運氣的。」

而張孝全成為演員的運氣，是在他17歲的那一年，易智言導演與楊雅喆導演在台北捷運無意間挖掘了張孝全，雖然張孝全並沒有立刻拍起電影，先從拍攝廣告開始，但那次的運氣，讓張孝全半隻腳踏進了業界，「當時拍廣告對我來說就是打工，沒有什麼戲劇性的轉捩點，」張孝全說。

沒什麼戲劇性的轉捩點，背後其實有一個更務實的理由——「買車」，張孝全當時要滿18歲了，就像每個渴望自由且即將成年的年輕人，一台車彷彿就能通往自由，方向盤在雙手間的觸感就像第一次真正能夠掌握自己的生活，張孝全說：「我想自己賺錢，做自己想做的事、買自己想買的東西，不再靠爸媽，第一次靠演出賺到錢，感覺蠻好的。」

所以，張孝全靠著廣告拍攝的收入，買了人生第一台新車——標誌307（Peugeot 307），那是送給自己的成年禮物，當時那台標誌307代表的務實與自由，帶著張孝全一路開上了成為一名演員的路上。

成為演員的路上

張孝全職業生涯剛起步的演出，除了廣告、MV，也跨足了影集、電影，他也從一開始，就願意衝撞框架，例如演出《孽子》。

白先勇的同志文學作品《孽子》先後改編成電影、舞台劇、電視劇，從文字走向表演／影像藝術之後，在台灣解嚴前後躍上了公眾視野，緩緩鬆動了社會根深蒂固的異性戀結構，而張孝全參與了曹瑞原執導的電視劇《孽子》，那是2003年，在公共電視台播出《孽子》有著重大意義，不敢說一夕瓦解或重構台灣主流社會對於同志的想像，但當然有著承先啟後的作用；後來，張孝全演出了電影《盛夏光年》、《女朋友。男朋友》——台灣影視作品的同志經典藏不住的青春校園氣味，還得是張孝全。

除了同志，張孝全也靠近了類型電影，包含驚悚、暴力、復仇、法庭——例如電影《青田街一號》、《失魂》、《罪後真相》、《童話‧世界》、《器子》；影集《罪夢者》、《誰是被害者》等作；當然，還有愛情、喜劇電影，例如電影《被偷走的那五年》、《合約男女》、《健忘村》等片；每一次的演出都截然不同，金馬獎、金鐘獎、台北電影獎的入圍或得獎肯定接踵而來，肯定了張孝全對於表演跨度的嘗試與付出，那絕對不僅是運氣。

也似乎，從一開始的同志電影，張孝全開往的演員路上就不被框架限制，然後，在那麼多「不同」的故事、角色當中，張孝全感受到了「表演」。

「後來我發現，成為角色是一件很棒的事，但對我來說，那是非常困難的事；我覺得演員是某一種傳達情緒的媒介，但在這些演出過後，要能完全沒有『張孝全』真的不容易。但當然，當你相信並且真的成為了角色，在那個當下，沒有太過思考，演出、喊卡、結束，那個瞬間是非常過癮的」對於表演，這段話是張孝全在運氣之外的進一步討論。

「那個瞬間是你作為演員的追求嗎？」好奇往下追問。

「我沒有追求那個瞬間，因為我認為那是無法被追求的，其中也包含了劇組、導演、對手演員的狀態等等」張孝全繼續說：「到了現在，就算沒有經歷這個瞬間，我仍覺得成為演員是一件很棒的事，作為一名演員，我試圖理解不同故事、不同角色，這個過程同時也在了解『我自己是誰』，這件事很棒，我也想繼續下去。」

成為演員之前的張孝全，用他的話來說，是一個不太願意分享，不太去思考，不太了解自己是誰——是一個將心緊閉的人，但在成為演員的路上，「表演」、「詮釋」與「理解」——這些事幫助了張孝全；在開往演員路上的駕駛座中，張孝全最終透過故事、角色看見的，是被後照鏡反射的自己。

張孝全說：「在人群中表現某部分的自己，有時會讓我不太自在，但有趣的就是這個拍戲過程，它就會變得很兩極，一旦導演喊『action』，我就能傳達某些事物或感受——我想將我看見的東西分享出來。」

成為（不同的）演員的路上

在那條成為演員的路上，張孝全合作了許多極具特色的導演群，風格不一。

楊雅喆、鍾孟宏、陳玉勳、易智言以及今年上半年正式在台上映——《深度安靜》的沈可尚，張孝全合作的男導演們，都是台灣近年活躍的作者們；當然，不只男導演，張艾嘉、黃文英以及今年年中正式播出《欠妳的那場婚禮》的嚴藝文，都是張孝全合作過的重要女導演。而無論是導演性別、演出類型、傳播媒介，都不盡相同，作為一名演員，如何適應這些「不同」異常重要。

談到剛合作的沈可尚導演，對於張孝全而言，沈可尚透出某種理性、克制的切面，而《深度安靜》的初始劇本就已經吸引了作為演員的自己，兩個人也都喜歡老事物，氣味相合；至於老靈魂們一碰面、話匣子一打開，就到了午夜。

「我們第一次碰面，除了導演跟演員的互相理解之外，就已經在建構角色了；這個劇本是可尚的，但當演員加入後，可能會有一些變化，我需要讓導演知道我們的想像以及其他可能性——彼此喜歡的、不喜歡的，針對背後那些『為什麼』需要不斷溝通、調整、理解，角色才會越來越明確，才會有厚度，」談起沈可尚，張孝全這樣說。

溝通完畢，一切準備就緒，談到《深度安靜》的現場；也因為沈可尚過去深耕紀錄片領域的背景，張孝全體驗到了全新的拍片方法——安靜十秒。

張孝全說：「演出前，可尚希望片場安靜十秒，但當下我準備好了，就覺得為什麼要浪費十秒，不過慢慢的，我接受了這個十秒，甚至是二十秒、三十秒，這種安靜的狀態能帶來什麼不同，因人而異，而在那個當下，我也進一步去思考我的能量是自己的還是角色的？跟可尚合作是特別的經驗。」

每一個導演的方法，演員的演出，到了每一部新作品就是「因人而異」，都需要磨合，沈可尚的《深度安靜》用沈重的基調拍家庭關係；嚴藝文的《欠妳的那場婚禮》則用輕喜劇的態度拍中年危機，「可尚跟藝文就是天秤兩端，但他們都是情感細膩的人」張孝全說。

談起和嚴藝文的合作，對於張孝全來說，最大的不同應該是——嚴藝文也同樣擁有演員身份，在這個位置上，就能更理解演員的脆弱、堅強與不確定性。

至於兩人的合作，其實一開始並不順利。張孝全帶著過去表演的「演員習慣」進組，嚴藝文則希望打破它，「這樣子不對，可不可以換一種方式」，開拍兩週，嚴藝文最常和張孝全這樣說；「我是非常痛苦的，當時表演的信心完全被擊碎」，這是張孝全當時的想法。

直到某天，嚴藝文傳了一封訊息給張孝全——「我可不可以真正把你當自己人」，雙方終於開誠布公，相互溝通需要什麼、不要什麼、能做到什麼，這種將彼此當成「自己人」式的直球對決，也終於打破了不斷磨合的痛苦僵局。柳暗花明、繼續拍片。

張孝全說：「藝文是非常認真的演員、導演，也非常直接；當然，喜劇的表演方法不太一樣，而每個人都是獨立個體，都有自身對於影像、表演的感受與體悟，但大家都一樣熱愛戲劇、熱愛表演、熱愛這些事情。所以，回到最後，跟不同的導演合作，對我來說其實就像『交朋友』，有了默契就會彼此信任，這些信任對於演員是很棒的事。」

在張孝全眼中，每一個人的多樣性讓表演藝術沒有「絕對」，沒有絕對該怎麼演、沒有絕對該怎麼拍、沒有絕對該怎麼說故事——拍片是有機的，每一個劇組都是獨一無二的，總會有新的困難，但也總有新的創意；而不管如何變化、如何隨機，作為一名演員，對表演都不能缺少熱情。

「有時候，我並不是在想如何讓演出更完美或是更有能量，是想『玩的開心』，只要這樣通常就會有趣跟好看，而『玩的開心』的背後，就是熱情——演員要找到表演的熱情」張孝全說。

在「適應不同的導演、成為（不同的）演員的路上」這一題，張孝全是以回到演員面對表演的熱情，去面對每一個可預期和不可預期，不過，除此之外，演員仍得面臨另一個必須思考的問題——不同的觀看媒介，「電視」與「電影」的表演方法。

電視的開放性、電影的封閉性，決定了觀眾的觀看，張孝全說：「確實，電視的選擇權在觀眾握著遙控器的手上，表演與情緒必須要讓觀眾非常明確地感知，這樣他們就會停下來；而電影，大部分觀眾買了票就會坐在影廳看完，電視和電影是有不同的。」

然而，話鋒一轉，張孝全也說：「不過電視和電影，在某些商業或藝術的取向上，可能也會是一樣的，對我來說，表演的調整有時差異也不大，商業有商業的方法，藝術有藝術的方式，有時不同，有時一樣。」

作為演員，或說，作為一名持續嘗試不同的演員，張孝全的方法與認知是，更加地打開自己，接受各種形式跟性格，同時不斷地去調整，因為，演員是要有彈性的，那也更多的是關於人的狀態——必須彈性、必須及時、必須當下，而在這些所有的總和過後，演員必須保留部分的自己，去看待所有事物。

這是張孝全眼中的演員樣貌。

好好生活、好好放鬆

在成為（不同的）演員的路上，張孝全演出了許多標誌性的角色，不管是年少清新的同志，還是滿腔怒火的復仇老爸，都是張孝全身為一名演員的標籤；有時候，標籤是好的，讓人一眼就記住，有時候，標籤是不好的，讓人一眼就只剩標籤。

談到標籤（誌），張孝全說：「對我來說，能演到標誌性的角色是開心的；但好像也不只是標誌性角色，某一些不被大家認為的標誌性角色，對我來說也很重要，因為我也經歷了這些故事、這些角色，有很多感受被留下了，而這些一起經歷過的人事物，是我很珍惜的。」

 

作為演員，張孝全從一開始的務實賺錢出發，到了現在已經與所有演過的角色密不可分，每一個角色的一部分，都形塑了張孝全的現在，那是一種身體經驗、情緒感知，張孝全從來都沒有真正地離開那些故事。

張孝全繼續說：「過去的所有演出，標誌性也好、被忘記的也罷，那些角色都在我的生命裡了，這些東西不會不見，也相信對我產生了影響，而無論是不是演出，人生所經歷的，就都會是未來的模樣。」

現在的張孝全帶著過去的所有角色，可以享受獨處，也可以擁抱熱鬧；可以自在寫意，也可以嚴謹以待，張孝全試圖不被困於單一狀態——「好好生活、好好放鬆」，這樣的態度讓張孝全能夠平靜，或是修復，然後，繼續前往下一個演出的路上。

而在那條路上，需要的遠遠不只是運氣而已。


文：王祖鵬