
電影《深度安靜》的開場,沈可尚導演僅僅用了四顆鏡頭,便描繪出男女主角從初識、相戀、結婚、到懷孕的過程,但觀眾卻在流暢、克制、充滿詩意的敘事手法中,隱隱感覺到某些被留在鏡頭之外的故事正蠢蠢欲動著。
《深度安靜》是沈可尚導演生涯第一部劇情長片,改編自作家林秀赫的同名短篇小說,籌備階段就備受期待,2025年更一舉提名金馬獎七項大獎。「其實《深度安靜》小說並不是現在電影的樣子。」沈可尚坦言電影和原著幾乎是不同的故事,「但秀赫是個很開放的人,他非常歡迎、也好奇我們會把這篇小說改編成什麼樣的劇本。」
說一個故事,讓傷不再被傷
作為台灣最具代表性的紀錄片導演,沈可尚長期關注著家暴倖存者和他們背後那無法言說的情感傷痕,多年前曾一度和公視簽約準備拍攝紀錄片,然而在舉起攝影機的前一刻,他遲疑了,「我實在找不到可以不再對他們造成傷害的拍法,哪怕只讓聲音出現,我還是覺得有點彆扭。」因為受訪者的聲音、經歷是可辨識的,一旦呈現在鏡頭前,進入大眾討論的範圍,可能讓曾經席捲他們人生的暴風雨再次重現。
卡著卡著,沈可尚開始覺得這個故事並不是非拍不可,但依舊惦記於心。直到林秀赫的小說《深度安靜》被送到他手上,才發現得以述說這個故事的方法。小說是關於一位剛失去妻子的丈夫,還未來得及消化悲傷就又碰上了裁員潮,要如何和同住的岳父繼續生活下去?「如此的三角關係,讓秘密可以被隱藏,也可以被試著揭露,這樣的狀態非常符合我去看待這些倖存者的真實處境。」沈可尚以原著為骨幹,安放倖存者不想被明說的話語。

不控制,更靠近真實
無論在片場還是生活中,沈可尚總給人一種和緩與沈著的穩重感,但過去拍攝紀錄片時,「我可是一個控制狂」,時時控制自己不要預設、保持一無所知,只帶著想理解的慾望及攝影機到現場,感受現實的變化。
直到拍攝《我在荒野做了一場夢》,沈可尚隨著生態攝影師徐仁修一同踏入大自然的世界,驚覺自己失去了控制的力量,「我沒有辦法和大自然溝通,我是一個臣服者,只能傾聽,在沒有話語的情況下,和自然產生某種靈性的對話,才能去決定如何拍攝。」

不控制的留白,也在《深度安靜》裡。沈可尚坦言,這是自己的第一部劇情長片,又和張孝全、林依晨、金士傑等大明星合作,開拍前十分恐慌。直到在開場的圖書館裡把第一場戲的第一顆鏡頭拍完,才赫然驚覺一切已經開始了,「我也不知道接下來會發生什麼事,那就盡可能保持空白,融入那個世界吧。去思索要如何勾勒,而不是去看自己到底做得好不好、對不對。」

甚至有時候,監看螢幕架設在攝影機遠的地方,沈可尚就乾脆不看,只待在攝影機旁,「以前拍紀錄片時本來就不會看監看螢幕,我可以透過分鏡去知道要用什麼框住光、空間、空氣及人事物,但好像沒有辦法用一個螢幕去看世界。」
沈可尚也不看回放,不喜歡讓時間停留,比起回望過去,他更好奇時間繼續前行的模樣。他相信創作的有機性,也會在剪輯時重塑想說的故事,因此不想在拍攝時多花幾個步驟打擾當下的流動,「這也是我喜歡拍紀錄片的最主要原因,拍攝不是為了一個題目服務,而是為了我們當下的共存服務。」

敘事因鏡頭而存在
如今聊起來,一切似乎彈性而自在,不過在想法鬆動以前,沈可尚也曾信仰過「牆上的蒼蠅」(Fly on the Wall),覺得拍紀錄片的攝影機該像是一隻蒼蠅,從旁觀望,毫不干擾,對被攝者而言像是不存在一樣。
拍《野球孩子》時,沈可尚就是如此,花了一整年的時間,待在花蓮富源國小棒球隊周邊,從暑訓的第一天,拍到畢業,結束再下一批球員進來暑訓的第一天。只要帶著攝影機,他就不開口說話,只看,或拍,眼前正發生的一切。
「這是一個非常好的經驗,但我在剪輯時,突然意識到一件很強烈的事,當我們決定用什麼鏡頭拍攝、何時開機及關機,或為何選擇拍這一面不去拍另一面,都是攝影機背後有一個人在決策,要如何描繪角色、空間和事件。沒有真正的真實這種事,除非你是監視器。」

拍《幸福定格》時,沈可尚做了一個更大膽的抉擇,將前面拍了六七年的素材都捨棄不要,只留下27顆鏡頭,記錄著8對夫妻間的對話,一場談話十多分鐘,不多做剪輯,「那是我第一次強烈地感受到,此時此刻的真實,是攝影機與被攝者共同創造的。」沈可尚說,對於要在攝影機前討論20年婚姻中從沒說過的事情,有些人畏懼,有些人反而更坦然,無論如何,說出口的真心話都是因為攝影機的存在才得以成立。
創作的視角從旁觀轉為共創,沈可尚也更為珍惜與人真誠溝通的機會,有時甚至會開始演起來,「我不知道為什麼,可能是因為好玩吧,有時候也會被工作人員剾洗(khau-sé)說自己在那邊演那麼爽。」沈可尚有點不好意思地說。
沈可尚拍劇情片時不會先走戲,讓演員的第一次表演留在攝影機裡。但在正式開拍前,他會自己走過每一個演員的位置演一遍,讓團隊確認打光、攝影位置,同時從每個相對位置去感受演員和空間的關係。

電影不是一種答案
沈可尚之所以愛上電影,甚至開始拍電影,是因為熱愛作為觀眾時參與電影的權利。每當電影播完,若沒急著要走,他會選擇留下來思索,可以的話再叼上根煙,享受著看完電影後的一知半解,正如李安所說的:「我看不懂,但我大受震撼。」
故而在拍《深度安靜》時,沈可尚也拒絕直接給觀眾答案,電影裡沒有夢境或回憶,女主角的過去,只能隨著男主角的步步探究一層一層揭開。對他而言,電影是參與某些角色生活在世的一段片刻,能看見的有限,這也使得有些觀眾被《深度安靜》的結局嚇了一跳:「就這樣嗎?諭明怎麼了?」
「我從來都沒有想要去嚇觀眾。」他自己也不知道男主角在得知真相後,會抱著怎樣的心情繼續生活,可能是自責、遺憾、或憤怒,「正是這些未知讓電影之所以成為電影,裡頭的種種跡象都提供給觀眾去思考各種可能性。」

給求存的人們
「我覺得我有一種悲傷的體質。」訪問到最後,沈可尚突然感性了起來。他的成長過程裡,「求存」一直都是重要命題,這件事也流淌在他所有的作品中,《築巢人》觸及在長照裡,照顧提供者與照顧需求者的生存意義;《野球孩子》望著一群偏鄉的孩子,如何將夢想眼光望向世界大賽的窄門;《幸福定格》則是在一次次對話尋找被生活消耗殆盡的婚姻裡,愛還在哪;《深度安靜》更是如此,關乎倖存者如何在無法散去的陰影裡求存,也關乎喪失所愛之人如何在未來的日子裡繼續過活。
或許沈可尚終究不會拍出一部充滿歡快的電影,但他希望《深度安靜》能讓那些懷有秘密的辛勞之人意識到,他們不是孤獨的,「這部電影的正面敘述對我來說,其實是每個人都在尋找一個真心。當你閉上眼睛,若心中有浮現那張面孔,那就會是你活下去,並且知道愛是存在的理由。」
電影上映後,沈可尚收到許多來自觀眾的回饋。他尤其記得某場台中試片會後,有位女士站到他身旁,試圖想說些什麼,但只要一開口就忍不住掉眼淚,最終沈可尚只輕輕地她說了三個字——「我知道」。

沈可尚也有自己的求存方法,「我們永遠不要去想這一輩子。我們能夠度過今天,就該給自己非常非常大的鼓掌,那如果今天這個單位還是太長,那我們能不能度過這個夜晚?如果這個夜晚還是太長,我們能不能夠好好的度過這一個小時?如果還是太長了,那我們度過這十分鐘吧。」
聊得感性,但沈可尚還是想在訪談的最後搞點怪,「拜託!拜託!支持《深度安靜》,一張票,一世情!」他說這是出自工作室製片的台詞,「你知道我有多幸運嗎,我身邊的夥伴們都活得很真實,我很喜歡他們。」
「一張票一世情」,沈可尚認真覺得對於電影創作者——尤其是像他們這種,並非創作面向大眾創作的故事的人——來說可能真的是如此。每當有觀眾說,因為看了他的某部作品而改變了想法,沈可尚就覺得一切都值得了。「如同我所欣賞的那麼多導演,及偉大的電影,他們打造了我的世界觀,讓我能去參與、理解這個世界。我也想用同等的心情去回報,回報每一位願意去電影院看電影的觀眾。」

撰文 / 麥恩

